▲易建国收藏的《株洲玻璃报》。记者/李军摄
▲罗珺收藏的副刊刊头设计图样。记者/李军摄
玻璃脆弱，容易破碎。可它也通透，阳光与色彩一经它折射，顿时摇曳生姿，绚烂多彩。
在株洲，株洲玻璃厂已成历史，曾经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已然散落尘埃，只余下生活区里的斑驳光影。
翻开一份《株洲玻璃报》，被时光折叠的故事再次展开：“一五”期间，株洲玻璃厂作为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之一落地崛起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玻璃产量一度位居全国第三，是经济效益最好的市属企业；厂矿生活区，学校、医院及电影院等一应俱全，“小社会”里的生活有声有色……
犹如一面镜子，《株洲玻璃报》保存着株玻人的记忆与骄傲，也折射出株洲作为老工业基地的荣光。
一份厂报，交织着工厂与个人的故事
“一张厂报重新读，满腔热血起波澜。”曾担任《株洲玻璃报》总编辑的易建国说，接受采访前他特地翻阅了收藏的厂报，记忆历历在目，令他心潮澎湃。
1977年，易建国从玻璃厂的技校毕业，进入玻璃纤维拉丝车间当钳工。由于擅长写文章，几经历练，1984年，他被调去厂报编辑部。
“刚去就遇到讨论：厂报第一期是写创刊，还是复刊？结果是将第一期称为复刊号。”易建国说，听老职工回忆，早在1958年，即株洲玻璃厂建厂的次年，厂里就有了名叫《职工生活》的刊物，但出刊日期和版面不固定，出了一段时间又停了。
当初为何停刊？
记者翻阅《株洲市志》发现，1960年，株洲玻璃厂生产平板玻璃44.8万重量箱（计算平板玻璃用料及成本的计量单位），可由于工程不配套，当年12月停产，并实施填平补齐与技改项目近300项，到1965年才恢复生产。
而复刊的上世纪80年代，正是玻璃厂技术提升与效益走向红火的阶段。复刊后，厂报改名《株玻工人》，起初是旬报，每10天出一期，后来改为周报。
对易建国来说，那也是他找到热爱的事业并逐渐发光发热的时期。从厂报编辑到副主编、主编，他通过厂报平台不断成长，也收获不少通向更大平台的机会。“只是因为对厂报有了感情，志趣所在，舍不得离开。”他说。
厂报复刊的那年，罗珺进入株洲玻璃厂实习。作为“文艺女青年”，厂矿车间的工作，难免令人苦闷。进入分厂办公室后，她一边负责日常文字通讯，一边开始了文学练笔。
罗珺的第一篇作品——微型小说《向二十岁敬礼》，就发表在1985年10月19日的厂报第4版副刊“水晶宫”上。
后来，株洲玻璃厂衰落，被旗滨集团收购。易建国等职工经历降薪、裁员等阵痛，先后离开玻璃厂，翻开人生另一个篇章。
罗珺也于1998年离开厂里，和家人南下广州。但几经辗转，那份发表她第一篇作品的厂报，那个收藏“水晶宫”设计图样的家庭相册，始终带在身边，成为他们作为株洲玻璃人烙印的一部分。
着名书法家李铎题报头，企业盈利曾居全市首位
除了《职工生活》《株玻工人》，株洲玻璃厂的厂报还有个名字：《株洲玻璃报》。
改名背后也有故事。
由于谐音的关系，总有人拿“株玻工人”调侃开玩笑，易建国担任总编辑后，也想换个更合适的报名。经厂里同意，1988年左右编辑部向7000余名职工及家属发起征集。最终，朴实而贴切的“株洲玻璃报”脱颖而出。
名字有了，找谁来题写呢？
1989年，全国企业报联展在北京举行，株洲玻璃厂也派代表携厂报参与，并从上千家企业中脱颖而出获联展二等奖。当时，易建国也是赴京的厂代表之一，听说着名书法家李铎在北京军事博物馆，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请他为家乡的厂报题字。
听说易建国的来意，李铎欣然题写“株洲玻璃报”，还送了字给这个老乡。
得到李铎题字后，厂报正式改名《株洲玻璃报》，同时采取了一些改革举措，比如拣字排版。在那个年代，一旦发现错别字或标点符号错误，就要挑出差错重新排版印刷，颇耗人力与成本。易建国担任总编辑后，实行“编校合一”，编辑负责的版面自己校对，出现差错则按情况处以1元到5元的罚款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，是株洲玻璃厂的辉煌时期，《株洲玻璃报》也相应步入盛年。
那段日子，株洲玻璃厂屡出创新成果，效益也是蒸蒸日上：1986年，平板玻璃年实际产量居全国玻璃行业第3位；1992年，与武汉科技测绘大学联合开发SSA双视功能玻璃，填补国内玻璃生产一项空白；1993年，销售收入3.2亿元，利润3518万元，成为市属企业中的盈利首户。
对职工来说，《株洲玻璃报》记录了厂里鲜活的生产生活场景，是大家每周的期盼。罗珺回忆，厂报每期发放到班组，发放稍迟工人都会询问。“对我们职工来说，厂报是最贴近内心、反映心声的报纸，大家都很看重、爱惜。”她说，自己也正是因为有过这段为厂报撰写通讯报道的文字历练，日后下海经营文化公司，为客户创作各类文案、策划方案以及书稿编辑等，才能胸有成竹、得心应手。
激扬文字，反映真善美也针砭时弊
固定日期版面后，《株洲玻璃报》常设4个版面，头版是要闻，2版是理论党建，3版是生产信息，4版是副刊。
相比其他厂报，立足厂里却不乏社会效应的长篇通讯，或许是《株洲玻璃报》的一大特色。易建国说，他写过的《车祸之后》《爱的协奏曲》等，事情与厂里相关，但社会影响却不止于厂里。
比如《车祸之后》，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写的是一位副厂长去岳阳出差，途中遭遇车祸去世的事。易建国采访幸存者后，还原了副厂长被送医前仍在担心车上人的安危，车祸现场附近的老百姓以及过路车辆接力救援的感人故事。
书写真善美，也直指社会痛点。
煤炭是株洲玻璃厂重要的生产原料，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煤炭资源不缺，但运力总是紧缺，找车皮甚至要拼关系、送礼打点，影响到了窑炉的烧制。易建国深入调查后，写了《黑色的咏叹》一文，揭露背后的黑色利益链条，唿吁相关部门重视并加以改革。
在分厂的罗珺也记得，她写过一篇《大战煤矸石》，反映全厂上下齐心，站在传送带旁边挑出煤矸石的情景。“印象太深了，完全是自己先被打动，然后有感而发写的报道。”罗珺回忆。
但易建国记忆最深的，还是《迟来的玻璃“皇后”》这篇报道。
1994年5月，投资3.1亿元的浮法玻璃生产线，在株洲玻璃厂正式投产，迅速提升了厂里的效益。可易建国采访后发现，多年前玻璃厂就进行了“浮法玻璃中间试验”，试验性生产了6毫米厚及3毫米厚浮法玻璃。1981年，浮法玻璃生产技术获国家创造发明二等奖，株洲玻璃厂也是获奖单位之一。
技术的突破在玻璃厂，为何量产的生产线却迟来那么多年？或许是躺在功劳簿上的不思进取，或许是经营理念滞后等，原因不得而知。
只是翻阅《株洲市志》你会发现，浮法玻璃生产线投产后的第三年，也即1996年，由于诸多因素影响，市场萎缩，株洲玻璃厂陷入困境并连年亏损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由盛转衰的转折来得如此突然，如玻璃坠地，瞬间断裂，惊愕之后，是无尽的惋惜与深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