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蒙制作的玻璃艺术品。
玻璃吹制工作室内，杜蒙往脖子上草草扎了条毛巾。略显瘦弱的她双手举着一根2米左右的不锈钢吹管，熟练地从1300℃的熔炉里挑出一团糖浆般黏稠的玻璃原料匀速转动着。
尽管通着风，屋内放置的温度计数字依旧顶到了头。杜蒙说，在雨天，T恤衫甚至能在干完活后拧出水。
“玻璃既像是我的孩子，也像一位‘相爱相杀’的老朋友。在不了解玻璃性格的时候，很容易和它‘较劲’。”这个年轻的北京姑娘，马上就要迎来她与玻璃朝夕相处的第十个年头。
杜蒙制作的玻璃艺术品。
杜蒙的每一件作品都像在讲一个生动的故事：无论是抱着兔子的小女孩，还是花丛间盘卧的小鹿，作品中的角色都像是从童话中走出来一般。
精巧的工艺让人很难想象，这些作品出自一个“半路出家”的艺术家之手。
2008年，在玻璃艺术家戴尔·奇胡利的一次大型个展上，当看到玻璃制成的艺术品折射出的美妙光影时，杜蒙立即被这种像是“来自外星球的神秘艺术”震撼了，并由此做出了一个决定——学习玻璃制作。
为此，此前毫无玻璃制作背景的她开始大量查阅相关知识，并试着申请了几所院校，最终被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学院玻璃专业录取，成为该硕士项目招收的第一个中国学生。
工作时的杜蒙。
然而，对玻璃制作仅有想象的杜蒙刚入校，就遇到巨大困难。在专业领域，她不仅被同班同学远远甩开，甚至和本科二年级学生的水平也相差甚远。不断制作、不断失败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杜蒙拿这门看似简单、实际操作难度极高的工艺毫无办法。体型娇小的她形容，每次吹完玻璃体力都急剧透支，“就像被‘毒打’过一般”。
“玻璃这门技艺不存在任何捷径。细微的天气变化、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导致它的碎裂。”面对难以逾越的鸿沟，她第一次后悔学习这个专业。假期回国时，她甚至萌生了退掉返程机票的念头。
“但我又想，如果真退了，将来可能会因为没有尽全力尝试而后悔。”杜蒙咬牙回了学校。她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节奏，也逐渐习惯了玻璃带给她的“伤害”。
一次运料时，崩碎生料的尖角扎进了她的膝盖。正在干活的杜蒙毫无察觉，直到从工坊出来，同学都盯着她的膝盖看时，她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处理伤口的时候，整条裤管已经被血粘在了腿上，脱都脱不下来。
“这就是我们专业的画风：衣服上总有烧破的洞，身上粘着创可贴。”她笑着说，现在家里的药箱还备着各种烫伤药。
杜蒙制作的玻璃艺术品。
像是表达自己学做玻璃以来的状态一般，学期末，杜蒙做出了一组低着头的小女孩的作品，得到同学们一致认可。将杜蒙的经历都看在眼里的教授为此写了一封真挚的邮件，肯定了她的进步，这让她当即泪如雨下。
回忆起与玻璃相处的点点滴滴，杜蒙说：“我一直挺爱玻璃的。它脾气挺大，但做得越多越了解它。”
2018年，在全球玻璃界享有盛名的玻璃艺术协会论坛上，杜蒙获颁“新锐艺术家”称号。在此之前，此称号几十年间无中国人获得。
杜蒙制作的玻璃艺术品。
曾有观众在参观杜蒙的作品后特意找到她，倾诉自己的故事，感谢她的创作。这让她觉得很温暖。
“我也曾做过很多关于北京的作品，比如小时候的小白鞋和飞过天空的燕子，来留住自己对家乡的记忆。”杜蒙很喜欢这种用艺术沟通的方式，“如果我的作品能触摸到你心中某一个柔软的点，就够了。”
